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周育先：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不进则退

粗钢产量1.21亿吨，同比减少5.7%。

十三五规划定位：绿色发展规划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手段之一，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明确经济社会发展宏伟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动员全社会力量，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推动履行政府职责、依法执政，实现全体人民福祉最大化。4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如果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大体有3种模式。绿色发展来源于可持续发展，又超越于可持续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增长率进入6.5%~7.0%区间，能源消费增长弹性特别是煤炭消费增长弹性都会呈下降趋势，甚至还会出现负增长弹性。十二五规划有8个（实有12个）。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实现中国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结语：中国将引领世界绿色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日益突出，资源与能源、生态与环境、碳排放与气候变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和限制因素。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第一，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完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核心要点：■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前者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后者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提高改革措施的整体协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对于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中央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举措，其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经济缺乏实现自我修复和平衡的弹性。

(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需求侧管理功不可没。

因此，要降低流通成本，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使这些行业的定价机制合理化。供给侧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提升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但它对总需求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表面来看，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主要反映在需求侧，但其根源在供给侧，反映的是经济再平衡能力较弱。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必然有所下降，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就无法通过高速增长得到缓解，反而在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更为突出。

另一方面，加强目标上的协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尽量解决供给与需求的错配问题，也要适当扩大总需求，以确保稳增长和保民生的底线。特别是近两年来，由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严重、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出现，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中长期政策要稳，相机渐进调整，以稳定全社会的经济预期。

由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效应存在对立的一面，各项政策要紧紧围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来制定，促进全社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主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和抓住加入WTO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成功抵御危机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供给侧改革。

就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看，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有效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工具很多。第二，把解决突出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

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可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目标是确保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回落由于供给侧政策通常具有较长的时滞效应，短期政策在力度上宜大不宜小、宜快不宜慢、宜透明不宜遮掩。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供给侧政策，都应力求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预期。特别是近两年来，由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严重、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出现，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这就导致了各级政府对需求侧管理的过度依赖。

但仔细回顾一下，以往我们每一次经济走出低谷，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其实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一方面，加强力度上的协同性。

三是加强解决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协同性。提高两者的协同性，关键在于做好结构性文章，一方面将结构性税收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政策相结合，另一方面将货币政策的总量管理与结构性放松相结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要降低流通成本，必须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使这些行业的定价机制合理化。

表面来看，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主要反映在需求侧，但其根源在供给侧，反映的是经济再平衡能力较弱。即使对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重大结构性问题，也通常能通过扩大需求政策，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保持经济增长就需要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持续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速的下降，尽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结果，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过大，就会带来一系列民生和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可用的供给侧政策工具很多，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因此，确保增长和民生的底线是当务之急。

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投入方向应从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行业转向军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农村交通水利、城乡教育卫生以及前景广阔的城乡养老服务业，这不但有助于逐步淘汰水泥、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中的落后产能，同时有助于刺激高新技术、生物信息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理论上，企业无论大小，生产成本由其技术管理水平所决定，而交易成本与流通成本并不能被企业所左右。

尤其是一些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全局的改革举措，应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效率为核心目标，不能因为经济的短期波动而轻易变向。具体而言，对税收边际成本高、税收弹性大的领域，如小微企业，应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加速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

目前，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成本高，主要表现为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双高上。第一，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完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就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看，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有效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工具很多。第二，把解决突出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

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已很小，通过生产要素效率的改进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则是必然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核心要点：■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前者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后者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主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和抓住加入WTO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成功抵御危机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供给侧改革。

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必然有所下降，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就无法通过高速增长得到缓解，反而在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更为突出。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的流通成本过高现象仍很突出，迟迟得不到解决。